北京市防火安全责任制暂行规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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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要件，是指构成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条件，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产生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关于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要件，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四要件说认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要件是：主体要件，即职务行为主体；行为要件，即职务行为违法；损害要件，即给权利主体造成损害的结果；因果关系要件，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大多数学者都是持四要件观点。五要件说认为，其成立要件包括：侵权主体，侵权行为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以上成立要件的观点大同小异，其实质要素是一致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这主要包括：行为要件、主体要件、事实要件、因果关系要件。
　　（一）行为要件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责任成立的根本要件，是其职务行为的违法性。虽然在新的《国家赔偿法》中删除了有关国家侵权行为的成立必须基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规定，但这丝毫不影响违法性的要求在国家赔偿责任中的基本归责原则地位，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违法性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行为要件包含两项具体内容，一是导致精神损害的行为必须是执行职务行为，这是产生国家赔偿责任的根本条件，简而言之，国家只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负责，即侵权行为是与职责有关的。二是该执行职务行为必须违法。这里所说的“违法”，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违反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或者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作为，亦或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具体来说，根据国家侵权行为主体的不同对国家侵权行为可作如下分类：
　　（1）行政侵权行为。在这里，行政侵权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公务员在执行行政职务的活动中，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国家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公务员在执行职务中，无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一般的执行职务行为，只要违法实施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当前，我国国家侵权更多的集中于行政侵权方面，这一方面是由于行政权力的触及面广，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及执法能力的低下也不无关系。
　　（2）司法侵权行为。此处的司法应做广义上的理解，是指国家审判、 检察、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或上述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司法职务中，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民事权益的侵权行为。如错捕、错判、错杀、冤狱，或者错误采取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都属于司法侵权行为。当然，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实施的侵害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则属于行政侵权，而不属于司法侵权。
　　（3）其他职务侵权行为。这是指除行政、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如立法、军事机关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也属于国家赔偿的侵权行为之列。我国现阶段，国家侵权的赔偿责任主要集中在行政侵权和司法侵权方面，但这并不排除立法以及军事机关侵权的可能性。应注意的是，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与其他团体执行职务侵权行为一样，属于法人侵权责任，不属于国家赔偿责任范围。
　　（二）主体要件
　　能够成立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该违法实施职务行为的主体必须是特定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且主要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当这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精神损害时，国家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使授予的公权力时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精神损害的，被授权的组织以及委托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亦构成国家赔偿责任的侵权主体，此时构成国家侵权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是由于这些组织是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职务行为负责的前提条件是，该人员必须是在国家机关或者组织编制以内，诸如清洁员、保安等非编制人员是不属于这里规定的范围之内的。
　　（三）事实要件
　　损害事实是成立国家侵权责任的实质性要件。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在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方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侵害事实主要表现在精神利益的严重损害，如人身自由受限制或剥夺、名誉受损害、隐私被泄露，造成严重精神痛苦等。应注意的是受害人的严重精神损害必须是基于人身权受侵害所造成的，单独的精神损害以及财产附带精神损害国家不予赔偿。
　　对于严重精神损害事实的认定可以借鉴民事立法以及民事司法实务中有关精神损害后果的认定标准，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损害必须是现实存在的直接的损害后果；第二，从社会普通民众的角度看，这种损害确实会给被侵害人造成精神痛苦；第三，损害是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引起的。
　　（四）因果关系要件
　　在确认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成立要件时，还要考虑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侵权行为要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损害事实是由侵权行为造成的，如果没有侵权行为就没有损害事实的发生。这是责任主体对对损害事实承担法律责任的必备条件，如果缺少这种因果关系，那么行为人所在的国家机关就没有义务对损害事实负责。具体到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而言，受害人严重的精神损害是必须由国家侵权行为造成的，即精神损害是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违法行使职权在先，精神损害在后。
　　　
　　　
　　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法院 李晓庆

“警民联调”工作的法律思考

深圳市公安局八卦岭派出所所长 李笑杰

一直以来，公安基层派出所每天要应付大量的非警务纠纷，此已经成为困扰基层工作的一大难题。据有关数据显示，在南方城市，特别是在深圳，基层派出所每天接报的警情，约60%为非警务的纠纷，公安机关要耗费大量的警力去调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打击和治安管理的效能。但是，群众利益无小事，很多纠纷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由此形成治安、刑事案件，甚至酿成上访案件及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安定造成很大的冲击。社会在发展，传统的治安调解已满足不了群众对调解的需求。公安机关一直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使群众形成了“有困难找警察”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做法，因此，群众有了纠纷不去找基层调解组织，而直接打110报警，希望公安机关介入解决。全国很多城市的公安机关已经意识到多种渠道化解民间纠纷的必要性，为了给政府节约司法成本，加强治安防范及密切警民关系，纷纷制定了“警民联调”工作机制，将街道的人民调解与公安的治安调解有机结合，在基层派出所办公楼内设立“警民联调”工作室，从而使得大量的非警务纠纷从基层派出所剥离，盘活了一线的警力，化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提高了群众的满意率，对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由此发现了“警民联调”产生的一些负面问题。因为缺乏深入的调研，很多城市的公安机关只是简单的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混合，未解决两者的法理衔接，致使很多因民间纠纷形成的治安案件错误的通过了人民调解来解决，给公安机关带来了巨大的司法风险。为了使“警民联调”真正的发挥作用，使公安机关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笔者认为，如下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一、人民调解与公安治安调解的性质界定
人民调解和公安部门的治安行政调解都是“大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化解民间纠纷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否认，人民调解与公安行政调解是属于不同性质的调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的调解属于行政调解的范畴。从立法本意来看，既然治安调解规定于处罚法之内，那么也就是说，治安调解有存在的法律价值及依据，它不能用人民调解来替代。如果强行用人民调解来替代治安调解，那公安机关要承担因使用不同性质的调解而产生的司法风险。主要的风险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而《治安调解协议书》即不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从中可以知道，一旦当事人事后反悔，救济措施即完全不同。治安调解协议签订后当事人反悔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人民调解协议签订后反悔的，当事人只能持协议书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只需对协议进行审查与认可，而不需重新对原纠纷进行再审。如果公安机关将本应进行治安调解的案件用人民调解来代替，那么出现上述反悔的情况，当事人诉讼后法院的判决得不到执行时，必定会出现一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公安机关的司法风险不言而喻。
二、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有机衔接的必要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矛盾进一步突显，我们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都知道，“和为贵”式的调解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深深渗透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心理之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其作用，定能将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众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达到“防范于未然之处，消灾于无形之中”的效果，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法治社会，都会产生特定的纠纷解决需求，基于社会主体价值观和偏好、纠纷类型等因素，就必然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日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调解的价值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调解的领域也应进一步扩大。同时，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永远是一个实践先行的动态发展过程，应鼓励各种探索和尝试，并对实践中积累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模式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另外，处理违法犯罪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刑事法律、治安法律法规只能解决其中一部分问题，把刑事法律、治安法律法规作为万能处方是不对的，因为刑事法律、治安法律法规只是社会处方中特殊的一种，更多的是在它们之外。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有机衔接，探索警民联调的新型机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有机衔接的法律依据
　　为了规避警民联调所带来的司法风险，警民联调工作必需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因此，我们必须要利用法律来解决两种不同性质的调解衔接问题。
人民调解的法律依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人民调解的受理范围为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治安调解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从上述两者法律依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内容有交叉重叠的地方。如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肯定涉及了相关的经济赔偿问题；损毁他人财物，也同样涉及了损害赔偿的问题。经济赔偿及损害赔偿均属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范畴，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也就是说，此类治安案件的当事人除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外，还存在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人民调解只能解决民事权利义务争议，对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其无权进行处理（调解），故要将治安案件全部进行人民调解，显然不当。但《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此类案件可以治安调解处理，治安调解是通过对案件中因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而产生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进行调解，从而使被伤害人或者财物被损害方获得赔偿后放弃追究另一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因此，治安调解不仅解决了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还解决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不再受法律追究的问题。既然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在调解范围内有部分重合，那么，两者的衔接问题由此迎刃而解。
四、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衔接构想
既然解决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衔接的法律依据，那么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操作的问题了。笔者认为，发生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的治安案件，需要治安调解处理的，可以先就当事人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部分进行人民调解。在此必须特别注意，人民调解要坚持双方自愿的原则。一旦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部分通过人民调解成功解决，即立刻进入治安调解。既然当事人一方通过人民调解获得了赔偿，其肯定会放弃追究另一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治安调解也会同时成功。因此，当事人双方在第一阶段签订的是《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二阶段签订的是《治安调解协议书》。就算协议签订后出现一方反悔的情况，公安机关仍然可以介入处理，从而有效规避了公安机关在调解过程中的司法风险。这种操作方式才是真正意义的“警民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