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外商投资财产鉴定条例（已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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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定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

黄奕新
一、案　　情

2002年12月某日上午，被告人黄某水受同案人丁某明（在逃，另案处理）的纠集，与同案人余某军（在逃，另案处理）欲教训被害人叶某红。于当天下午携带刀具窜到福州红宝石娱乐城附近，被告人黄某水进入红宝石桌球大厅察看，发现叶某红在内打桌球，即返回告诉丁某明，并从丁某明处拿来一把刀，三人持刀冲入桌球大厅朝正在打桌球的叶某红乱砍乱刺，叶某红见状即持球杆抵挡，被告人黄某水从桌旁冲出朝被害人叶某红的腹部捅一刀。负伤后的叶某红逃出桌球大厅。期间，叶某红的侄儿叶某国帮助叶某红抵抗过程中右大腿被人刺了一刀，倒在大厅内。被告人黄某水和余某军、丁某明行凶后先后逃出桌球大厅时将行凶用的二把刀丢弃在桌球店门口。被害人叶某国被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被害人叶某红负伤后经医院救治脱险。经法医鉴定，死者叶某国因锐器刺伤右大腿股动脉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被害人叶某红腹部被锐器刺伤，致腹壁贯通伤，属轻伤（偏重）。
又查，现场证人付某山、徐某华、付某元、桂某龙、张某仙中无一人能证实叶某国右大腿上的伤是何人所致。而被告人黄某水自公安侦查至一审庭审过程中始终供认，在捅完叶某红之后，叶某红冲出桌球厅，其和余某军紧追其后，叶某国去拦丁某明。二人追赶到商贸街时叶某红逃脱，此时丁某明跟上，告诉他们二人自己被人抱住，他捅了其中一人一刀，并多次用电话联系，了解到被捅的人已死亡，且系叶某红的侄儿。关于黄某水三人追赶叶某红的先后次序情况，可以得到现场证人徐某华的证言印证，该证言证实黄某水三人跑出红宝石桌球厅时，黄某水、余某军在前，丁某明在后。而且，据被害人叶某红陈述，其冲出桌球厅后，曾停下回头看见丁某明和“别鸡”（即余某军）在红宝石门口在砍一个人，事后经了解，此人即自己侄儿叶某国。因此，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是黄某水刺了叶某国那一刀。
此外，福州市某基层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及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出具的刑满释放证明书，证实上诉人黄某水因犯收购赃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满释放日期为2002年3月20日。
二、审　　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水受他人纠集，参与结伙持刀故意伤害被害人叶某红，在行凶过程中又伤及被害人叶某国，致叶某国死亡、叶某红轻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且系累犯。依法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水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某强、叶某红经济损失各5000元人民币，并对赔偿总额人民币82997元负连带责任。
被告人黄某水对刑事部分判决不服，提出上诉。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判决未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黄某水上诉称，叶某国的死亡是丁某明个人造成的，其本人并未伤害叶某国。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黄某水受纠集伙同他人，寻找报复目标，结伙持刀砍刺被害人叶某红，在共同行凶过程中又致被害人叶某国死亡，致一死一轻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对本案后果应共同承担责任。黄某水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五年内重新犯罪，属累犯，应从重处罚。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其情节，原判量刑偏重，应予纠正。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理由予以部分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项，即撤销被告人黄某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二、上诉人黄某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三、评　　析

本案争议焦点，被告人黄某水是否要对叶某国的死亡结果负责，负什么样的责？如果黄某水不必对叶某国的死亡结果负责，则其只对叶某红的轻伤结果负责，适用刑法第234条第一款有关轻伤害的规定，最高只能判三年有期徒刑；而如果必须对叶致圣国的死亡结果负责，则适用第234条第二款有关伤害致死的规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二者量刑上相差悬殊。这一问题，在刑法理论上，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问题。笔者试着作如下评析：
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认为，“在认定共同实行犯的实行过限的时候，必须注意考察实行犯对某一临时起意的犯罪行为是否知情。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根本不知情，就谈不上对该犯罪行为具有罪过。因此该犯罪行为属于实行过限，不知情的实行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如果是知情的，即主观上对该犯罪行为是容忍的，尽管没有亲手实行，也应承担刑事责任，该犯罪行为就不是实行过限。①”刑法学家的这一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实行过限问题的一般指导原则，但其尚没有论及实际犯罪中的具体情形。
笔者认为，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要区别于两种情形：一是共同犯罪人在伤害某特定对象时，一同伤害了与该对象在一起的其他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对所有的伤亡后果均应由共同犯罪人共同承担，因为虽然指向的对象是明确的，但可认定被告人在实施伤害行为时，主观上对伤及无辜人员的行为是持放任态度的；二是在实施伤害特定对象过程中，其他人员虽不是与特定对象在一起，但其是对共同犯罪人的行为进行阻挡、制止，与特定对象一起抵抗，而被其中一名犯罪人所伤害，且伤害为共同犯罪人所共知。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员的伤亡后果也应由共同犯罪人共同承担，因为该人员的阻止行为是针对共同犯罪，其中一名犯罪人对该人员的伤害是其他共同犯罪人所共知的，主观上也是持放任的态度。
本案被告人黄某水参与结伙持刀共同伤害被害人叶某红，致其轻伤（偏重），且系叶某红创伤的主要致害人（刺中腹部），构成故意伤害罪，对故意伤害叶某红无疑要承担主要责任。但其没有实施伤害被害人叶某国的行为，叶某国的死亡系其他共同犯罪行为人超出原先共同预谋的犯意外的伤害行为所致，因此，要认定被告人黄某水对叶某国的死亡是否应当负有责任，关键是要考察在其他共同犯罪行为人实行这一伤害行为当时黄某水的主观状态，即黄某水是否明知并希望或者放任其他共同犯罪行为人对叶某国的伤害。
回到案件事实，本案中存在几个情节：1、黄某水三人共谋故意伤害的对象是明确的，即被害人叶某红，且黄某水认识叶某红的（黄某水受丁某明指派查看叶某红是否在红宝石桌球厅）。但从被告人供述来看，黄某水从始至终否认认识叶某国，更不知道叶某国与叶某红的关系。2、据现场证人付某元证言，案发当时叶某红在从里往外数第二张桌子打球，自己在最外一张桌子看球，叶某国也在里面看球。但叶某红陈述，案发当时叶某国并没和自己在一起。从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图来看，该桌球厅内共有5张桌球桌，极有可能叶某国在其他桌子旁看球，但未与叶某红在一起。3、由于在场所有证人均未能证实叶某国如何被伤害，该案两名被告人又在逃，现只能结合叶某红的陈述和黄某水的供述来判断叶某国被伤害时现场情况，即叶某红被捅伤后挣脱冲出桌球厅，被告人三人紧追其后，黄某水和余某军在前，丁某明在后（这一点现场证人徐某华可印证），叶某国抱住丁某明，被丁某明捅中右大腿。据付某元证言称，“从发生打架，至叶某红跑出桌球室大概有一分钟多时间，很快”。4、从黄某水的历次供述来看，其称有见到丁某明被“一个戴眼镜，大概20多岁，矮矮胖胖的人”抱住，但始终否认见到丁某明捅刺被害人叶某国，仅在庭审中称过“没见到丁某明捅，只见到一戴眼镜的在地上挣扎，有流血，个子矮矮胖胖的”。
上述情节如果足以认定，则表明，在共同伤害叶某红告一段落，被告人追赶叶某红过程中，叶某国的阻挡行为是针对其中一名犯罪人，而不是针对所有的犯罪人实施，丁某明捅刺叶某国目前也没有证据证实黄某水是知情的，据此，或许可认为，叶某国的死亡应当属于共同故意外的实行过限行为所致，不应由所有共同犯罪人承担，而应由伤害实施人承担。
但是，正如前述，上述情节只有证人证言支持，无其他物证可以佐证，该案其他两名共同犯罪行为人又在逃，如果认定黄某水只对叶某红的轻伤结果负责，最高判三年有期徒刑，又恐有放纵犯罪之虞。在此情况下，审判实践中则较多地从客观主义出发，按照所谓“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原则，在量刑上予以酌情考虑，不纠?于犯罪行为人主观状态认定这一复杂问题，这虽是一种功利的做法，但也不失为刑罚整体正义。本案一审法院判黄某水无期徒刑，显然具有客观主义的色彩，二审法院“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其情节”，认为“原判量刑偏重，应予纠正”，酌情改判其十二年有期徒刑。笔者认为这是适当的。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之完善

蔡鸿铭


【摘要】我国十多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体制已陷入困境，其存在的基础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从长远看，只有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才能有效维护农村社会安定稳定，推动农业发展，彻底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制度

前 言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第一个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它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通过部分地方的试点逐步推广建立起来了。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原有的以计划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制度转型和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重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只有建立和完善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彻底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
一、我国农村现行的养老模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的养老隐性问题将显性化。解决农村人口养老问题将是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重要任务。在目前广大的农村地区，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社会保险养老三种模式是基本的养老保障方式，而社区养老模式则是一种新的尝试，以上四者共同构成了农村养老体系。
（一）家庭养老模式
家庭养老模式是儒家文化的“孝”的强调，是中华民族绵延了几千年的优良传统，赡养老人的义务已经变成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内在责任和自主意识，是其人格的一部分。这在广大农村也表现得毫不例外，而且由于我国广大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实施其他养老模式的条件不太具备，家庭在提供生活照顾和精神慰籍方面又具有无可替代性。因此，目前家庭养老仍是我国农村养老的最主要模式。
（二）土地养老模式
土地是广大农民赖以生活的基础。土地对农民而言，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尤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农村老人可以依靠土地收入解决一部分生活来源。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用土地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可以说土地是他们最稳定也是最后一道养老保障安全网。
（三）社会保险模式
民政部于1992年出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即为“农村社会保险”开了先河。在方案中，提出了个人、集体、国家三方共同付费，由社会统筹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新思路。该方案于1994年在一些农村经济发达和比较发达地区开始试点。其主要做法是，以县为单位，根据农民自愿原则，在政府组织引导下，从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出发，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保险基金以农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实行储备积累的模式，并根据积累的资金总额和预期的平均领取年限领取养老金。
（四）社区养老模式
社区（含乡镇）养老是指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乡村或乡镇企业，仿照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做法，给农村老年人发放养老金。社区养老的实施范围比较窄，往往受制于该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保证。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以《方案》为基础建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先天不足”，在运作过程中也存在大量的问题，面临着一些不容回避的难题和困境。
（一）存在问题
《方案》确定的养老保险模式虽然在增加透明度、减轻政府财政压力、促进农民储蓄意识、改变农民的家庭观念和生育意愿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实质上“完全积累、自我平衡”式的商业储蓄保险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1、法律层次低，缺乏约束力
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以民政部制定的《方案》为基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稍作修改后制定的。其法规法律层次低，缺乏约束力。特别是对保险基金的流失和挪用等行为，未规定有效的限制和惩罚措施。据统计，到2000年底，全国农保基金积累总额198.58亿元，其中收回本息有困难的基金12.7亿元，占基金总额的0.68%。可见，目前农村社保基金管理中的违规行为还相当严重。正是这种不稳定的制度和屡见不鲜的违规行为让农民感到后怕，积极性不高，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困难重重。
2、国家重视不够，养老保险滞后
由于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分割”的保障格局。国家把大量的物力、财力投入到了城镇社会保障建设，城镇社会保险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国家对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不甚重视，投入很少。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保险费的筹集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辅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支持，农民的个人账户完全由个人交纳，国家并无责任。这表明社会保障仍基本是或主要是城镇职工的。
3、自给来源不足，吸引力小
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集体补助不到位或数额太少，或只在部分地方或部分人身上得到体现；国家政策扶持，仅限于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扶持政策；地方财政，除经办机构费用（一些地方此项费用财政也不负担），也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在缺乏强制性的情况下，仅靠以上政策，其吸引力太小，难以发挥吸引作用。
4、基金增长速度慢，入不敷出
基金增长速度跟不上养老金发放的增长速度，出现负增长。农保基金增值方式主要是存入银行、购买国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国家债券利率和银行存款利率都很高，因而给农民承诺的保险给付率也高达12%，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债券和银行存款利率多次下调,致使基金增值缓慢。加上缺乏稳定的投资渠道，农保基金入不敷出，出现负增长。
5、违规存放农保基金，造成巨额损失
一些地方将农保基金违规存入地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有的因经营不善亏损破产，致使存入的农保基金无法取出造成损失，形成支付危机，参保的农民上访事件亦时有发生，并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退保，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原因分析
作为新生事物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出现问题是在所难免的，仔细探究其原因，无非是以下几方面：一是传统观念依旧，现代保险意识尚未形成。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农民首选的养老途径，这属于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东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表现。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广大农民实现自我保障的意识淡漠，现代保险意识尚未真正形成。二是集体经济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有些地方的集体经济发展滞后，为社会养老保险提供补助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集体经济发育不良的地方，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也势必缓慢，即使有余钱，农民也将其绝大部分用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买，对于参与养老保险则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三是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破坏基金的完整性。保险基金处于属地分散的管理状态，分割管理的小规模基金难以进行多样化投资，很难达到让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基金管理还受到地方行政干预，挪用、盗用现象屡见不鲜，破坏了基金的完整性。四是改革措施不配套，束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今，中国农村仍有几千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都没有解决，又如何解决得了养老问题呢？而养老本身又不只是一个吃穿问题，还牵涉到医疗、服务等问题。由此可见，其他制度改革的不配套也束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手脚。
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及出路
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得到快速提高。在这个进程中，农村养老将呈现出新的格局：新型的家庭养老将居于主体地位，社会养老保险将得到新的强化，从而与其他养老保障制度一起共同为农民养老建立一道比较可靠的屏障。我们要从现有体制本身去寻找问题根源，以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加快法制建设，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率
市场经济本身是法治经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其实施，而不仅仅是社会政策的形式。我们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财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革，尽快制定并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对资金来源、运用方向、增值渠道甚至保障标准、收支程序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规范其操作行为，以法制的形式将农民的这项合法权利确定起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社会养老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应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地位。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为保证农村社会稳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本着社会公平的原则，对农村老年群体实施的社会保障，是作为调节社会分配手段而建立的。其次，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步伐，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项措施都有法可依，便于操作并提高制度的稳定性。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工作方面，应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吸收到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中，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老年基本保险制度的建设。再次，建立健全养老保险法律的监督机制，以确保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支付、运营的规范性，防范社会保险基金的风险，并通过合理运作使其不断增值，以更好的满足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建设的需要。
（二）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扶持力度
社会化养老的主体是社会，是以社会运作的方式实现的。而能够代表社会、管理社会的主导者是政府。在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强调个人应承担义务是对的，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推卸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缺少政府扶持是农民缺乏投保热情的根本原因。因此，针对目前集体补助过小、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应当考虑如何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鉴于目前我国政府财力有限，城乡差别还比较大，可以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根据当地维持村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费用设计城乡有别的社会养老保险标准，可以适当把支付养老保险金的年龄推迟到65岁。2002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约为5400万，按每人每年补贴300元计算，共需资金162亿元，仅占财政收入的0.86%（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为18914亿元），由政府财政负担这一支出应该没有问题。2002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达到1362亿元，比上年增长38.6%，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增加10%用于农民养老保险补贴（即136亿元），中央政府应该有能力履行这一职责。不足部分可由地方财政来负担，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真正具有社会保险所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型”，才能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三）发挥家庭养老的优势，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
中华民族素有尊老、敬老、养老的传统，这为家庭养老制度的实行和巩固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尽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使农村的家庭趋于小型化，家庭养老受到一定的威胁；从长远的观点看，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进步，养老方式必然将由家庭向社会过渡。但现阶段，由于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原因，农民养老不可能完全依靠社会，家庭养老仍然是老年保障的主要形式，必须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优势。政府可以从制度建设上鼓励农村家庭养老，例如给予税收政策的优惠和适当的收入补贴。
农民的土地保障基本上属于非正规保障，发展农民的社会保障，必须把增强土地的保障能力与发展土地外保障结合起来，积极实现保障方式的转变，由传统的家庭保障转变为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并举。发展农村的社会保障，就应有效盘活土地资产，实现土地增值，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实现土地保障功能的再造。
（四）理顺管理体制，提高基金统筹管理层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是农民的血汗钱，养命钱，既要确保安全，又要确保合理增值。基金是资金的一种，基金的安全和增值既是资金的一般规律要求，又是确保社会保险良性循环的保证，同时也有利于刺激参保者的参保意识，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提高统筹层次，集中管理运营基金，改变现有县级统筹，县级管理的模式，以市或省为统筹管理单位，国家、省或市级建立基金运营中心，国家制定基金运营管理办法，运营管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并对统筹单位负责。
当然，应该看到建立健全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诸多方面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需要我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