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麻醉方法在列车上抢劫特定旅客的定罪处罚/聂昭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6 16:17:04 浏览: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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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10年10月，王某乘坐列车期间，与斜对面座位的旅客许某搭话后相识。在列车上，王某利用为许某冲泡方便面之机，在其中投放了安眠药，许某食用后不久昏昏欲睡。为避人耳目，王某将许某扶至车厢连接处让其躺下，趁机劫取了许某身上共计价值3000元的现金及手机等财物。列车停靠站台时，王某下车逃逸。后许某向乘警报案，王某被抓获。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王某采用麻醉方法在列车上实施抢劫的行为是否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200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抢劫解释》)第二条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既包括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船只、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也包括对运行途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拦截后，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员实施的抢劫。”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的抢劫行为发生在火车上，理应以“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认定不应拘泥于单纯的字面含义，而是注意探求条文体现的立法精神，从行为是否直接破坏公共秩序、是否直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两个关键之处来判断，以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并非所有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行为，均应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是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加重处罚情节之一。其立法本意在于这类犯罪不仅危害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利，而且还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会造成乘客和驾驶人员的恐惧进而危及交通运输的安全。可见，在将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行为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时，需要符合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就场所特征而言，抢劫行为发生在能够且实际承载多数乘客的、正在运行过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这里包含两个要点：其一，本罪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指能够且实际承载多数乘客的大、中型汽车、火车、船只、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其二，本罪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应当是正在运行过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因为只有在运行过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才能既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又危害公共交通运输安全，从而较抢劫罪的基本犯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其次，就行为特征来说，抢劫行为必须是公然进行的，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构成普遍的侵害或威胁。只有这样，在客观方面才能显现出其同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及财产权利构成普遍地侵害或威胁，从而较之单纯抢劫特定个人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客观危害性；在主观方面才能充分反映行为人面对多数乘客仍然决意实施抢劫，亦具有更为严重的主观恶性程度，从而凸显立法者给予加重处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反之，倘若行为人意图抢劫特定的个人，客观上也是仅仅劫取特定个人的行李等财物，无论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考察，还是从抢劫行为的客观危害性方面评判，其与在其他场合发生的抢劫罪的基本犯行为并无明显区别。换言之，该种抢劫行为并不具有同时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和公共交通运输秩序及安全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将其排除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范围之外，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如果简单地将其作为情节加重犯予以加重处罚，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相违背。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的抢劫行为虽发生在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列车上，但是其抢劫行为所针对的对象系许某这一特定个人的财物，并非针对列车上的所有乘客，不具有公然性，且其麻醉抢劫行为并不足以危及列车的运输安全。可见，王某的该种麻醉抢劫行为并不具有同时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和公共交通运输秩序及安全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在其他场合发生的抢劫罪的基本犯行为并无明显区别，因此，应当将其排除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范围之外，仅以抢劫罪的基本犯行为论处即可。
（作者单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年10月，王某乘坐列车期间，与斜对面座位的旅客许某搭话后相识。在列车上，王某利用为许某冲泡方便面之机，在其中投放了安眠药，许某食用后不久昏昏欲睡。为避人耳目，王某将许某扶至车厢连接处让其躺下，趁机劫取了许某身上共计价值3000元的现金及手机等财物。列车停靠站台时，王某下车逃逸。后许某向乘警报案，王某被抓获。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王某采用麻醉方法在列车上实施抢劫的行为是否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200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抢劫解释》)第二条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既包括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船只、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也包括对运行途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拦截后，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员实施的抢劫。”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的抢劫行为发生在火车上，理应以“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认定不应拘泥于单纯的字面含义，而是注意探求条文体现的立法精神，从行为是否直接破坏公共秩序、是否直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两个关键之处来判断，以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并非所有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行为，均应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是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加重处罚情节之一。其立法本意在于这类犯罪不仅危害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利，而且还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会造成乘客和驾驶人员的恐惧进而危及交通运输的安全。可见，在将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行为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时，需要符合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就场所特征而言，抢劫行为发生在能够且实际承载多数乘客的、正在运行过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这里包含两个要点：其一，本罪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指能够且实际承载多数乘客的大、中型汽车、火车、船只、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其二，本罪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应当是正在运行过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因为只有在运行过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才能既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又危害公共交通运输安全，从而较抢劫罪的基本犯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其次，就行为特征来说，抢劫行为必须是公然进行的，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构成普遍的侵害或威胁。只有这样，在客观方面才能显现出其同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及财产权利构成普遍地侵害或威胁，从而较之单纯抢劫特定个人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客观危害性；在主观方面才能充分反映行为人面对多数乘客仍然决意实施抢劫，亦具有更为严重的主观恶性程度，从而凸显立法者给予加重处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反之，倘若行为人意图抢劫特定的个人，客观上也是仅仅劫取特定个人的行李等财物，无论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考察，还是从抢劫行为的客观危害性方面评判，其与在其他场合发生的抢劫罪的基本犯行为并无明显区别。换言之，该种抢劫行为并不具有同时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和公共交通运输秩序及安全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将其排除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范围之外，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如果简单地将其作为情节加重犯予以加重处罚，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相违背。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的抢劫行为虽发生在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列车上，但是其抢劫行为所针对的对象系许某这一特定个人的财物，并非针对列车上的所有乘客，不具有公然性，且其麻醉抢劫行为并不足以危及列车的运输安全。可见，王某的该种麻醉抢劫行为并不具有同时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和公共交通运输秩序及安全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在其他场合发生的抢劫罪的基本犯行为并无明显区别，因此，应当将其排除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范围之外，仅以抢劫罪的基本犯行为论处即可。
（作者单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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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诈骗罪问题探析
顾苗,女,安徽合肥人，230031,xingchi0516@163.com
当前，贷款诈骗等金融犯罪态势日趋严峻，从某种程度上讲，已成为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阻碍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由于立法上的原因，司法实际部门对这类犯罪的认定处理却存有一定难度。为了提高司法适用水平，亟须加强深入研究。本文仅就贷款诈骗罪的立法演变、法律特征以及司法实践中认定处理时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作些粗浅探讨。
一、贷款诈骗罪的概念和立法演变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贷款诈骗罪隶属于诈骗罪，是随着现代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从诈骗罪中分化出的一种新型经济欺诈罪。[1]新中国成立后， 对通过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途径并予非法占有的行为，司法适用时均以普通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仅对诈骗罪作了原则性规定，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这部刑法典在打击诈骗犯罪活动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然而，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期，金融领域的犯罪犹如其他经济领域的犯罪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就信贷业而言，有的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有的不具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取得贷款的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有的持续取得贷款，用“后贷”还“前贷”，“拆东墙补西墙”，不断循环；有的取得贷款后拒不还贷；还有的明知资不抵债而买通贷款经办人员获取贷款；等等。对这些行为，司法实际部门有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有的以违反合同纠纷处理，有的则以违反金融法规行为处理等，造成执法上的不确定性，给一些不法分子规避法律、钻法律漏洞或空子以可乘之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助长了这类犯罪的严重化。据资料表明，我国某沿海开放城市，近几年就有20多亿金融贷款被各种行业的老板骗取后携款潜逃。这类犯罪不仅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给不少单位和公民个人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影响社会安定。为维护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促使刑事执法的统一规范，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及时、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滋生蔓延，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于1995年6月30 日颁布实施《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普通诈骗罪的罪状、罪种及其量刑原则等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并在第10条中专门规定了贷款诈骗罪。1997年刑法吸收了《决定》的立法精神，在刑法第 193条明确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的罪状和法定刑。
二、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
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取决于立法者的意旨，并体现在个罪构成要件上。具体地说，此罪具有以下特征：
1. 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所有权。
对此罪的客体，学界认识不一。如：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和正常的金融秩序[2]； 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3]； 有的认为它侵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和金融信贷秩序[4]。由于认识不同，司法适用上必然产生分歧。我们认为，按照刑法理论，贷款诈骗罪属修订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其同类客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抑或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而从立法上看，修订刑法将金融犯罪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如伪造货币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等；另一类是金融诈骗罪，如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因此，两类犯罪侵害的同类客体显然不一样，将贷款诈骗罪等金融犯罪的同类客体归为金融管理秩序明显不妥。同时，认为贷款诈骗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也不妥。贷款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贷款。这里的贷款包括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以及集体性质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等的贷款，其款项性质有国有的、股份所有的、混合经济所有的以及集体所有的等等。同时，从犯罪目的上分析，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犯罪对象不一定都是贷款，尽管大部分是贷款本身，如某些骗局中，行为人骗取贷款合同只是整个骗局中的一个环节，其至以不提取贷款为诱饵，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放松警惕，进而用骗取的贷款合同到处招摇撞骗。因此，贷款诈骗罪尽管最终还是非法占有金融机构的财产，但是此罪的犯罪对象除贷款本身外，还可能包括银行信用。可见，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间接客体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而非金融管理秩序。
2.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5种情形， 其实质上可归结为行为人采用虚假的理由、证明文件或手段取得贷款。
一是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所谓编造，即捏造[5]，无中生有。行为人以假引资或者编造效益良好的投资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贷款。诚然，这里的虚假理由，除了假引资、假项目外，还有其他类似于引资、立项之类的如假冒某集团扩大经营所需资金等虚假理由。
二是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骗取贷款。这里的经济合同即涵盖了我国经济合同法所规定的全部合同种类。按照该法规定，所谓虚假的经济合同主要是指伪造（仿照真合同而制造出的假合同）、变造（篡改原合同的标的或数量或价款等主要条款而成的经济合同）、无效（以欺诈或胁迫等手段签订的合同）等合同。
三是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证明文件，一般包括伪造、变造或无效的存款证明、公司或者企业乃至金融机构的担保函、划款证明等各种申请贷款时所需的证明材料。
四是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产权证明是指伪造、变造或无效的由有关产权部门作出的能够证明行为人对房屋、地产等不动产或汽车、货币、可即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而享有所有权的书面文件。
五是以其他方法骗取贷款。这里的其他方法主要指上述4 种情形以外的诸如伪造单位公章、印鉴或者借款后故意转移财产或拒不归还或者以假货币做抵押或者取得贷款后随即以破产诈骗、保险诈骗、兼并等方式转移债务，逃避还款义务等方法。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1）贷款后携带贷款潜逃的；
（2）未将贷款按用途使用而是挥霍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3）使用贷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4）改变贷款用途将贷款用于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5）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改变贷款用途，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6）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等等情形。
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除了上述表现形式外，还要求骗取贷款的数款达到较大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一般地说，根据当前的司法实践，以1 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的起点[6]。
3.贷款诈骗罪的主体限于一般主体即自然人。
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贷款诈骗罪行为，均可构成此罪。从司法实践角度讲，实施贷款诈骗罪犯罪主要有4种人：一是真实的贷款申请人， 主要通过虚构有关事实骗取贷款，如提供虚假的资信证明，申请远远超出实际偿还能力的超额贷款；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外部假冒某企业法人名义申请贷款的人；三是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企业法人申请贷款的人；四是银行内部收受贿赂，与行为人相勾结申请贷款的人；等等。
4.贷款诈骗罪的主观上是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从法理上讲，贷款诈骗罪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其主观上的诈骗故意不能离开非法占有之目的而存在，并且这种诈骗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也即只有明知自己的贷款诈骗行为会发生侵害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这样一种社会危害性，而希望骗取并占有贷款这种结果发生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间接故意和过失均不能构成此罪。需要指出的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可以产生在事前即预谋故意，也可以产生在事后，如骗取贷款后拒不归还等。但是，不管贷款诈骗的故意产生在事前或事后，其均由行为人的直接故意所支配。因为，刑法中的希望和放纵，均针对危害结果而言，贷款诈骗犯罪的结果是占有贷款，据此而论，贷款诈骗不可能是放任而只能是希望。银行等金融机构自愿向行为人发放贷款行为，并非贷款诈骗罪的结果，而只是客观犯罪结果的前提，不能将对这一放贷行为的心理态度误认为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在金融机构放贷的情况下，行为人非法占有该贷款，对这种非法占有的心理态度才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而这种主观罪过只能是直接故意[7]，不可能在行为人放任自己非法占有贷款的结果的情况下产生。
三、司法认定处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1、罪与非罪的界限
无论动机如何，构成本罪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即使在申请贷款时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只要贷款到期后能够偿还，就不构成本罪。第二，行为人是否采用了诈骗的手段来取得贷款的。第三，构成本罪必须是诈骗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如果行为人虽然是以非法占有贷款为目的，但是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可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2、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根据立法精神，我国1997 年刑法第193条规定不处理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之骗贷行为。对贷款诈骗罪，既要求客观上具备骗取贷款的行为，又要求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诈骗贷款之目的，两者不可或缺。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当前司法实际部门办理这类罪案的一个难点，也是贷款诈骗罪区别于借贷纠纷等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所在。在办理普通诈骗罪案过程中，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同样是一个“老大难”。一般地说，从民法理论上讲，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非法占有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对贷款的管领、控制和支配，这种占有是对金融机构贷款所有权的实质性侵犯。认定时，有人认为从以下3 个方面去把握：一是在发生到期不还的结果时，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履行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如果无法履约的原因形成于获得贷款之后，或者行为人对根本无法履约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到期不还，也不应认定贷款诈骗，而应以借贷纠纷处理。二是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贷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如果事实如此，尽管行为人在到期后无法偿还，也不能认定为贷款诈骗行为。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诈骗贷款的故意。三是要看行为人在贷款到期后是否积极偿还。如果行为人仅仅口头上承认欠款，而实际上没有积极筹备归还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诈骗的故意。不赖帐，不一定就没有诈骗的故意。总之，要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考察，通过多方位客观行为全面考虑行为人主观心态，从而得出是否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8]。
就司法实践而言，对上述观点很难把握。 如果能说得通的话，那么，以下问题的提出又将如何处理：一是无法确认是否积极还贷的情况下，资能抵债或者资不抵债，可否定罪？二是客观上采取骗贷行为，主观故意不明确，资不抵债或资能抵债的情况下，可否定罪？如刘某伪造公司印鉴申请贷款200万元，后来发现刘属骗贷， 银行将刘某价值180余万元的房产等予以申请法院执行， 而司法机关对刘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难以认定，最终作撤案处理。三是未按借款用途使用贷款，是否还要考虑资能抵债或资不抵债的情形？如王某将原申请用于装修公司房屋的贷款130余万元用作其他投资，其后银行向法院起诉， 申请对王某房产等用作偿还贷款，司法机关因难以查清王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也作撤案处理。四是是否具有履行能力，能否直接影响定罪？五是如何界定“拒不偿还”和“无法偿还”？事实上，对上述问题，司法适用时有难度。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讨论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吸收了以往的司法经验，列举了6 个方面的行为表现用来认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行为即可构成[9]。
3、有真实担保的贷款行为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罪？
司法实践中，常遇到一些有真实担保的借贷活动，因借款人无法偿还或者资不抵债，从而发生纠纷。如张某向某银行贷款200万元，而提供了某公司的250万元的贷款担保合同。事实上，张某当时已资不抵债，亏损达600余万元。 司法机关认为，此案因有真实担保而在处理上有难度。我国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了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形作为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而对有真实有效的担保的贷款行为，法律没有规定可以构成犯罪。对此，可以理解为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畴，即使发生纠纷，也属借贷纠纷，由民法来调整。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一是担保人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表示所作的担保行为，是否不受借款人即债务人要求担保人提供担保时有否隐瞒事实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影响？二是担保法第30条规定的担保人免责条款没有包括借款人单方采取欺诈等方式骗取担保的情形，如果此种情形发生，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如何确定？三是担保人受骗而提供担保，致使贷款行为得逞，借款人之行为侵害了哪种客体？能否定罪？定何罪？司法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当前贷款担保，其法定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3 种[10]。其中，虚假保证的主要形式有互相保证或连环保证、空头保证、名义担保及重复担保等。虚设抵押权或质权的形式主要有：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用债务人或第三人无处分权的财产抵押或设质，使抵押权或质权形同虚设；以范围不明的财产设定抵押或质押等[11]。这是就虚假担保或重复担保而言的。我们认为，在善意取得担保且担保真实有效的情况下，行为人取行贷款不存在贷款诈骗问题。如果借款人与担保人恶意串通，在担保人资不抵债或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的情况下仍提供担保，使借款人骗取贷款的目的得逞的，则构成贷款诈骗共犯。如果担保人被骗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的贷款被骗，假如金融机构放贷时没有瑕疵，担保人则要按照民事法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即行为人不能因侵害结果的转嫁而逃脱贷款诈骗罪的罪责。因为行为人上述行为侵害的客体仍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以及金融机构的信贷信用。
4、结果加重犯的处罚问题。
根据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的规定，对贷款诈骗罪规定了3个量刑档次：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2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较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可以1万元以上为标准。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 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巨大，一般以5万元以上为标准。 所谓其他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挥霍贷款，或者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等。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特别巨大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里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特别巨大，一般以20万元以上为标准。所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的；携带贷款逃跑的；使用贷款进行犯罪活动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后者属结果加重犯，司法实际部门在适用法律时应准确把握。
5、 单位的“贷款诈骗”行为，该如何处理？
在现实生活中、在司法实践中，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欺骗的手段（包括新刑法第193条规定的法定的几种欺诈类型）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时有发生。据报道，我国南方某省发生的45起贷款诈骗案件中有13起属于单位贷款诈骗[12]。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由于有单位作掩护，欺骗手段不容易被识破，诈骗成功率很高；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犯罪数额比自然人实施的要大得多，给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更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由于新刑法没有单位贷款诈骗罪的规定，使得单位贷款犯罪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助长了单位犯罪的有恃无恐。
那么，对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如何处理呢？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不是法定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单位实施的诈骗贷款的行为，应定以他罪，而不能课以“贷款诈骗罪”。其理由是，刑法第30条明确规定，单位承担刑事责任以法律规定某种犯罪是单位犯罪为前提。而新刑法第193条所规定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而不是单位，因此，如果单位实施了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则对该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13]。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尽管刑法没有规定单位要对其实施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尽管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为单位利益实施的该种犯罪行为从理论上讲主体是单位，但只要该行为客观上符合构成要件，依法对单位不能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法益侵害说，即指出不能以刑法规定的某种犯罪的主体是自然人而实际上的行为主体是单位为由，来否认行为人的责任。即是说，从法益侵害上看，对于金融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无论行为主体是单位还是个人，作为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个人都不能逃避他应当承担的责任[14]。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追求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以单位构成犯罪作为前提的，如果单位不构成犯罪，则单位行为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就不构成犯罪。他们的根据是罪刑法定主义，主张尊重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15]。
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进行“贷款诈骗”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单位诈骗如何处理作了具体的规定，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五万以上十万以下的，应依照《刑法》（指1979年刑法典-笔者注）第151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二十万元至三十万员以上的，依照《刑法》（同上注）第1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处理方法其实是和上面的第二种观点是一致的。
前述的几种理论观点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究竟哪一种合理，是否合理呢？我们再来作一下分析。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有贷款诈骗行为的，构成“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法条竞合，事实上这种论点是否可以成立呢？笔者认为，持此种观点者并没有搞清两罪的根本区别，它们最大的不同在于贷款诈骗罪的对象只限于金融机构的贷款，不包括其他的资金，而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范围要大得多，为合同的标的。按照第一种观点，那么对自然人进行“贷款诈骗”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了，又何需再设一个“贷款诈骗罪”呢？这种观点明显是不合理的，也没有考虑到新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单列一节的立法意图。第二种观点中，单位实施了贷款诈骗行为，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仅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势必罚不当罪，放纵了主要的犯罪行为人，由自然人承担了一部分应当由单位承担的责任，不具有实质合理性，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第三种观点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认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是这样就放纵了犯罪，势必成为单位骗贷行为泛滥、金融秩序被严重扰乱的驱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刑法第193条没有规定单位可以作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属于立法上的疏漏，应尽快从立法上加以完善，以解决无法可依或者罚不当罪的尴尬。
四、立法完善贷款诈骗罪的建议
从法条规定看，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排斥单位，也即任何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巨额贷款，均不能构成此罪。从贷款业务上讲，申请贷款的大多是公司、企业等单位，一旦发生贷款诈骗之不测，法律便显得无能，无法对比作出应有的处罚，一些不法分子也就有可能钻这个空子，而规避法律，逃避打击。同时，贷款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与其他金融诈骗罪如集资诈骗罪等相比较，显然有刑罚不协调的问题。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有的可能比集资诈骗罪还要大，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讲，贷款诈骗罪并不亚于集资诈骗，而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7年刑法没有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实乃一大遗憾。再者，从立法上讲，该条规定构成犯罪必须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却没有考虑司法适用时的实际操作困难等情况，以致于造成认定处理上的偏差。此外，对合法取得贷款而投资经营一段时间后，因发生亏损感到无力偿还而抽回剩余资金潜逃，对此，如作犯罪处理，尚难以有法律依据。就当前的司法实践而言，如果将非法占有贷款和非法使用贷款这两种行为分别规定为贷款诈骗罪和骗用贷款罪，并规定相应的法定刑。骗用贷款罪因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可作轻罪处理，这样才能严密法网，有效地遏制和防范贷款诈骗犯罪的滋生蔓延。总之，司法机关要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为立法机关提供实践素材，促使其对贷款诈骗罪作出适当的调整，以弥补刑法之不足。
参考文献：
1、参见王作富主编：《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增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2、参见王作富主编：《中国刑法的修改与补充》，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1997年10月21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1997年11月3日公布 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本市水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水路运输经营者、旅客、货主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水路运输事业的发展，规范水路运输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营业性国内国际的水路货物运输、水路旅客运输（含旅游运输）和水路运输服务（以下统称水路运输）以及相关的管理活动。
第三条 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办公室（以下称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水路运输的管理，组织实施本条例；浦东新区、嘉定区、闵行区、宝山区、金山区和各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路运输的管理。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上海市航务管理处（以下简称市航务处）负责本市水路运输的具体管理；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航务管理署（所）［以下简称区（县）航管署（所）］在市航务处的业务指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路运输的具体管理。
本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海上安全监督、船舶检验、海关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实施本条例。
第四条 水路运输的管理应当遵循保护合法经营、维护公平竞争、坚持协调发展的原则，促进水路运输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安全、准点、快捷、经济、方便的服务。
第五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编制本市水路运输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六条 水路运输经营者依法组织的行业协会，按照法律、法规建立行业自律机制；为经营者提供政策、信息咨询服务，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接受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对水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进行指导；向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章 基本规定
第七条 本市营业性水路运输实行许可制度。
从事营业性水路运输活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水路运输规定，取得合法的水路运输经营资格，并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经营。
第八条 设立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船舶，并持有船舶检验部门签发的有效船舶证书；
（二）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
（三）主要船员持有有效的适任证书；
（四）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设施，其中经营旅客运输的，还须落实客船沿线停靠站点；
（五）有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注册资金。
开设水路货物运输或者旅客运输个体工商户，应当具备前款（一）、（三）、（四）、（五）项的条件。
国家规定必须办理第三者责任保险、旅客意外伤害保险和船舶保险的，还须提供保险证明。
第九条 设立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
（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营业设施；
（三）有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注册资金。
开设水路运输服务个体工商户的条件，按照国家规定办理。
第十条 设立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必须先申请筹建，经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筹建和购造船舶。筹建完毕后，应当办理开业申请。
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国内水路运输，应当向市航务处或者所在地的区（县）航管署（所）提出；申请从事国际水路运输，应当向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受理机关应当按照审批权限报送相关机关审批。本市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书面审批决定。决定批准的，按其经营范围分别发给水路运输许可证、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或者相关批准文件。
外商投资设立水路运输企业，应当经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取得水路运输许可证和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凭证或者凭批准文件向工商、税务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经核准领取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件后方可经营。
第十三条 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的本市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申请核准的船舶向市航务处领取船舶营业运输证和相关的业务单据。
船舶营业运输证应当随船携带。
第十四条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合并、分立或者变更经营范围，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换领有关许可证件，并到工商、税务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变更企业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在办理相应工商、税务变更登记的同时，应当到原审批机关更换有关许可证件。
第十五条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停业、歇业，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审批机关申报。在办理相关手续的同时，应当交回许可证和有关业务单据。
第十六条 本市非营业性水路运输单位临时从事市内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应当向市航务处提出申请，经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临时从事跨市的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的，按照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办理。
临时从事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七条 外省市水路运输经营者从事市内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应当向市航务处提出申请，经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从事市内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的外省市经营者，以及临时从事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水路运输管理费。
第十九条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和石油、煤炭、冶金、商业、供销、外贸、林业、电力、化工、水产、环卫等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准确地向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水路运输统计表。
第二十条 本市从事水路运输经营的主要从业人员，应当接受有关水路运输法律、法规和业务技术知识的培训、考核，持证上岗。
第二十一条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接受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航务处对其经营资格的年度审验，经审验合格，方可继续经营。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航务处应当在收到水路运输经营者填报的年度审验表后三十日内作出书面审验决定。
第二十二条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新增运力，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禁止购置超龄、报废船舶作为新增和更新运力。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报废、出售或者改装船舶，应当向市航务处或者区（县）航管署（所）提供船舶登记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并办理有关船舶营运证件的注销或者变更手续。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运力增减，按照国家规定在上海航运交易所进行交易的，在办理船舶营运证件的申领或者注销时，还需向市航务处或者区（县）航管署（所）提供上海航运交易所的船舶买卖证明。
第二十三条 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加强设备保养，改善运行管理，维护船舶航行、停泊水域的环境卫生，不得违反规定排放、倾倒废弃物、污染物。
第二十四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市航务处、区（县）航管署（所）应当加强对水路运输活动的监督、检查。交通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佩带统一标志，穿着识别服装，并出示统一的行政执法证件。
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自觉接受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的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借、转让、倒卖、涂改和伪造本条例规定的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统一发票和有关业务单据。
第三章 货物运输
第二十六条 抢险、救灾以及国家、市人民政府指令性的水路货物运输，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航务处组织实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水路货物运输实行部门、地区垄断。
第二十七条 以本市为起点的水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与托运人签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其中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应当参照使用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推荐的合同示范文本。
经营者和托运人在上海航运交易所从事水路货物运输交易，应当遵守国家对航运交易所规定的交易规则。
第二十八条 水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运输危险货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执行。
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必须按照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办理，不得谎报品名、隐瞒货物性质或者在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货物。
国家规定必须凭证运输的货物，水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要求托运人提供有关证明。
第二十九条 在本市从事海上集装箱运输的国际水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可以在本市从事海上集装箱国际转运业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海上安全监督和海关等有关管理和监督部门应当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本着快捷、便利、安全、畅通的原则，方便国际转运。
海上集装箱国际转运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运价，根据国家规定由国家定价的，执行国家定价；本市定价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方案，经市物价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执行；自行定价的，由经营者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自行定价。
国际水路货物运输的运价，由从事国际水路货物运输的经营者自行定价，并执行国家有关运价报送备案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从事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经营者在本市起运货物，应当使用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格式的水路货物运输运单。
从事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本市经营者和其他从事市内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的经营者，应当使用本市水路货物运输统一发票。
本市水路货物运输统一发票，由市税务行政管理部门监制，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发放和管理；其他水路货物运输单据，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航务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统一印制、发放和管理。
第三十二条 国际水路货物运输提单格式实行报送备案制度。
在本市签发国际水路货物运输提单的承运人，应当将其提单的格式样本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备案的提单格式样本供社会公开查阅。
国际水路货物运输提单格式的报送备案实施办法，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四章 旅客运输
第三十三条 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为旅客提供文明、规范的服务，按照船票载明的船名、航次、日期和席位运送旅客，保证旅客安全到达目的地。
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不得对船票价格内已包含的服务项目另行收费或者向旅客强制提供收费服务。
第三十四条 从事国内水路旅客运输的经营者应当按照核定的航线、班次和停靠站点提供服务，不得擅自取消航线或者增减班次和停靠站点。需要取消或者增减的，应当在发生变更前三十日向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经批准后予以公告。
因不可抗力等因素需要临时取消班次的，应当事先公告，并办理乘客全额退票或者换票。
第三十五条 船舶的客运设施应当保证技术、卫生状况良好，安全设备齐全，符合国家规定的船舶乘客定额与舱室设备规范。
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自有的客运站应当根据旅客发送量的规模，设立相应的候船、售票、服务等基本设施和必要的安全设施。自有客运站的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渡口必须有与客流量、车流量相适应的候渡室、场地、进出通道、引桥及渡船停靠设施。
第三十六条 本市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维护客运站、渡口的秩序，保障客运、渡运的安全。
第三十七条 本市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旅客携带物品实行危险品检查。
任何人不得违反规定携带危险品和其他禁止携带的物品进站、乘船、办理托运。
旅客进站、乘船拒绝接受危险品检查的，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可以不予承运；已携带进站、乘船的危险品，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监管或者处理。
第三十八条 国内水路旅客运输运价，按照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
国际水路旅客运输的运价，由国际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自行定价。
第三十九条 国内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规定基本格式的客运票证。
第五章 运输服务
第四十条 水路运输服务分为船舶代理和货物、旅客运输代理。
从事船舶代理的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可以接受承运人的委托，在协议的范围内，为承运人承揽货源或者客源，并以承运人的名义办理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手续和提供相关服务。
从事货物、旅客运输代理的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可以接受托运人、收货人或者旅客的委托，为其联系船舶、确定舱位，并以托运人、收货人或者旅客的名义，办理船舶的运输、货物装卸手续和提供相关服务。
第四十一条 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应当与委托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订立委托合同，按照约定的代理事项，为委托方提供合法、安全、诚实信用的服务。
第四十二条 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在从事代理业务时，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承运人或者托运人、收货人签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或者向旅客出售客票。
第四十三条 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以本企业名义为他人托运或者承运货物，收取运费差价；
（二）强行代办业务；
（三）为无水路运输经营资格或者超越经营范围的经营者提供水路运输服务；
（四）垄断、倒卖货源，或者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哄抬、竞相压低运价。
第四十四条 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必须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代理服务费。从事国内水路运输服务的本市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必须使用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水路运输服务统一发票。
水路运输服务统一发票的管理和使用，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市、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航务处、区（县）航管署（所），根据各自职责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持无效许可证件或者无证从事营业性水路运输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收入，并处以违法收入一倍至三倍，但最高不超过十万元的罚款；超越经营范围从事营业性水路运输活动的，处以警告或者三千元至三万
元的罚款；
（二）违反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不按照规定办理换领许可证件、参加年审或者在接受执法部门检查时提供虚假资料的，处以警告或者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五条规定，擅自停业或者歇业的，处以警告或者五百元至二千元的罚款；
（四）违反第二十五条规定，出借、转让、倒卖、涂改和伪造经营许可证件、水路运输统一票证、单据的，收缴其全部证件和票证、单据，没收违法收入，并处以违法收入一倍至五倍，但最高不超过十万元的罚款；
（五）违反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不按照规定从事危险货物水路运输的，处以警告，可以并处二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
（六）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一、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不使用本市水路运输统一发票和单据的，责令改正，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七）违反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按规定报备提单的，处以警告或者二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八）违反第三十四条规定，擅自取消航线、增减班次和停靠站点的，责令改正，处以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九）违反第三十六条规定，不维护客运站、渡口秩序的，责令改正，处以警告或者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十）违反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不实行危险品检查的，处以警告，可以并处五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十一）违反第三十九条规定，不使用规定格式客票的，责令改正，处以警告或者五百元至二千元的罚款；
（十二）违反第四十三条规定，以本企业名义为他人托运、承运货物，收取运费差价的，处以警告，并处以违法差价收入一倍至三倍，但最高不超过五万元的罚款；强行代办业务的，处以警告，并处以一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为非法经营者提供服务的，处以警告或者一千元至一万元的
罚款。
有前款第（一）、（四）、（五）、（六）、（十一）、（十二）项所列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其中第（一）、（四）项和前款第（二）项所列行为的，还可以吊销经营许可证件。
违反本条例规定，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对同一违法行为已经作了处罚的，不再重复罚款处罚。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拒绝、阻碍交通行政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交通行政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市、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航务处、区（县）航管署（所）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款和没收财物时，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收据。
罚没款全部上缴国库。
第五十条 当事人对市、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市航务处、区（县）航管署（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营业性水路运输，是指为社会服务，发生各种方式运费结算的水路运输。
（二）非营业性水路运输，是指为本单位服务并对外不发生各种方式运费结算的水路运输。
（三）国际水路货物运输提单，是指用以证明国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从事国际水路货物运输的经营者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据以保证交付货物的单证。
（四）海上集装箱国际转运，是指国际集装箱货物，由境外装船起运，经本市口岸换装国际航线船舶后，继续运往第三国或者地区指运口岸的集装箱转运业务。
（五）渡口，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江河、湖泊两岸专供渡运乘客、车辆的码头以及候渡设施。
第五十二条 从事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台湾地区之间的水路运输活动，参照本条例国际水路运输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三条 国际水路货物运输代理的管理，按照国家和本市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1997年11月3日
顾苗,女,安徽合肥人，230031,xingchi0516@163.com
当前，贷款诈骗等金融犯罪态势日趋严峻，从某种程度上讲，已成为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阻碍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由于立法上的原因，司法实际部门对这类犯罪的认定处理却存有一定难度。为了提高司法适用水平，亟须加强深入研究。本文仅就贷款诈骗罪的立法演变、法律特征以及司法实践中认定处理时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作些粗浅探讨。
一、贷款诈骗罪的概念和立法演变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贷款诈骗罪隶属于诈骗罪，是随着现代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从诈骗罪中分化出的一种新型经济欺诈罪。[1]新中国成立后， 对通过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途径并予非法占有的行为，司法适用时均以普通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仅对诈骗罪作了原则性规定，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这部刑法典在打击诈骗犯罪活动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然而，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期，金融领域的犯罪犹如其他经济领域的犯罪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就信贷业而言，有的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有的不具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取得贷款的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有的持续取得贷款，用“后贷”还“前贷”，“拆东墙补西墙”，不断循环；有的取得贷款后拒不还贷；还有的明知资不抵债而买通贷款经办人员获取贷款；等等。对这些行为，司法实际部门有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有的以违反合同纠纷处理，有的则以违反金融法规行为处理等，造成执法上的不确定性，给一些不法分子规避法律、钻法律漏洞或空子以可乘之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助长了这类犯罪的严重化。据资料表明，我国某沿海开放城市，近几年就有20多亿金融贷款被各种行业的老板骗取后携款潜逃。这类犯罪不仅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给不少单位和公民个人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影响社会安定。为维护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促使刑事执法的统一规范，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及时、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滋生蔓延，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于1995年6月30 日颁布实施《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普通诈骗罪的罪状、罪种及其量刑原则等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并在第10条中专门规定了贷款诈骗罪。1997年刑法吸收了《决定》的立法精神，在刑法第 193条明确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的罪状和法定刑。
二、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
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取决于立法者的意旨，并体现在个罪构成要件上。具体地说，此罪具有以下特征：
1. 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所有权。
对此罪的客体，学界认识不一。如：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和正常的金融秩序[2]； 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3]； 有的认为它侵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和金融信贷秩序[4]。由于认识不同，司法适用上必然产生分歧。我们认为，按照刑法理论，贷款诈骗罪属修订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其同类客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抑或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而从立法上看，修订刑法将金融犯罪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如伪造货币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等；另一类是金融诈骗罪，如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因此，两类犯罪侵害的同类客体显然不一样，将贷款诈骗罪等金融犯罪的同类客体归为金融管理秩序明显不妥。同时，认为贷款诈骗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也不妥。贷款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贷款。这里的贷款包括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以及集体性质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等的贷款，其款项性质有国有的、股份所有的、混合经济所有的以及集体所有的等等。同时，从犯罪目的上分析，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犯罪对象不一定都是贷款，尽管大部分是贷款本身，如某些骗局中，行为人骗取贷款合同只是整个骗局中的一个环节，其至以不提取贷款为诱饵，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放松警惕，进而用骗取的贷款合同到处招摇撞骗。因此，贷款诈骗罪尽管最终还是非法占有金融机构的财产，但是此罪的犯罪对象除贷款本身外，还可能包括银行信用。可见，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间接客体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而非金融管理秩序。
2.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5种情形， 其实质上可归结为行为人采用虚假的理由、证明文件或手段取得贷款。
一是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所谓编造，即捏造[5]，无中生有。行为人以假引资或者编造效益良好的投资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贷款。诚然，这里的虚假理由，除了假引资、假项目外，还有其他类似于引资、立项之类的如假冒某集团扩大经营所需资金等虚假理由。
二是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骗取贷款。这里的经济合同即涵盖了我国经济合同法所规定的全部合同种类。按照该法规定，所谓虚假的经济合同主要是指伪造（仿照真合同而制造出的假合同）、变造（篡改原合同的标的或数量或价款等主要条款而成的经济合同）、无效（以欺诈或胁迫等手段签订的合同）等合同。
三是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证明文件，一般包括伪造、变造或无效的存款证明、公司或者企业乃至金融机构的担保函、划款证明等各种申请贷款时所需的证明材料。
四是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产权证明是指伪造、变造或无效的由有关产权部门作出的能够证明行为人对房屋、地产等不动产或汽车、货币、可即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而享有所有权的书面文件。
五是以其他方法骗取贷款。这里的其他方法主要指上述4 种情形以外的诸如伪造单位公章、印鉴或者借款后故意转移财产或拒不归还或者以假货币做抵押或者取得贷款后随即以破产诈骗、保险诈骗、兼并等方式转移债务，逃避还款义务等方法。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1）贷款后携带贷款潜逃的；
（2）未将贷款按用途使用而是挥霍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3）使用贷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4）改变贷款用途将贷款用于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5）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改变贷款用途，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6）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等等情形。
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除了上述表现形式外，还要求骗取贷款的数款达到较大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一般地说，根据当前的司法实践，以1 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的起点[6]。
3.贷款诈骗罪的主体限于一般主体即自然人。
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贷款诈骗罪行为，均可构成此罪。从司法实践角度讲，实施贷款诈骗罪犯罪主要有4种人：一是真实的贷款申请人， 主要通过虚构有关事实骗取贷款，如提供虚假的资信证明，申请远远超出实际偿还能力的超额贷款；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外部假冒某企业法人名义申请贷款的人；三是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企业法人申请贷款的人；四是银行内部收受贿赂，与行为人相勾结申请贷款的人；等等。
4.贷款诈骗罪的主观上是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从法理上讲，贷款诈骗罪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其主观上的诈骗故意不能离开非法占有之目的而存在，并且这种诈骗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也即只有明知自己的贷款诈骗行为会发生侵害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这样一种社会危害性，而希望骗取并占有贷款这种结果发生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间接故意和过失均不能构成此罪。需要指出的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可以产生在事前即预谋故意，也可以产生在事后，如骗取贷款后拒不归还等。但是，不管贷款诈骗的故意产生在事前或事后，其均由行为人的直接故意所支配。因为，刑法中的希望和放纵，均针对危害结果而言，贷款诈骗犯罪的结果是占有贷款，据此而论，贷款诈骗不可能是放任而只能是希望。银行等金融机构自愿向行为人发放贷款行为，并非贷款诈骗罪的结果，而只是客观犯罪结果的前提，不能将对这一放贷行为的心理态度误认为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在金融机构放贷的情况下，行为人非法占有该贷款，对这种非法占有的心理态度才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而这种主观罪过只能是直接故意[7]，不可能在行为人放任自己非法占有贷款的结果的情况下产生。
三、司法认定处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1、罪与非罪的界限
无论动机如何，构成本罪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即使在申请贷款时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只要贷款到期后能够偿还，就不构成本罪。第二，行为人是否采用了诈骗的手段来取得贷款的。第三，构成本罪必须是诈骗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如果行为人虽然是以非法占有贷款为目的，但是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可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2、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根据立法精神，我国1997 年刑法第193条规定不处理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之骗贷行为。对贷款诈骗罪，既要求客观上具备骗取贷款的行为，又要求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诈骗贷款之目的，两者不可或缺。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当前司法实际部门办理这类罪案的一个难点，也是贷款诈骗罪区别于借贷纠纷等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所在。在办理普通诈骗罪案过程中，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同样是一个“老大难”。一般地说，从民法理论上讲，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非法占有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对贷款的管领、控制和支配，这种占有是对金融机构贷款所有权的实质性侵犯。认定时，有人认为从以下3 个方面去把握：一是在发生到期不还的结果时，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履行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如果无法履约的原因形成于获得贷款之后，或者行为人对根本无法履约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到期不还，也不应认定贷款诈骗，而应以借贷纠纷处理。二是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贷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如果事实如此，尽管行为人在到期后无法偿还，也不能认定为贷款诈骗行为。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诈骗贷款的故意。三是要看行为人在贷款到期后是否积极偿还。如果行为人仅仅口头上承认欠款，而实际上没有积极筹备归还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诈骗的故意。不赖帐，不一定就没有诈骗的故意。总之，要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考察，通过多方位客观行为全面考虑行为人主观心态，从而得出是否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8]。
就司法实践而言，对上述观点很难把握。 如果能说得通的话，那么，以下问题的提出又将如何处理：一是无法确认是否积极还贷的情况下，资能抵债或者资不抵债，可否定罪？二是客观上采取骗贷行为，主观故意不明确，资不抵债或资能抵债的情况下，可否定罪？如刘某伪造公司印鉴申请贷款200万元，后来发现刘属骗贷， 银行将刘某价值180余万元的房产等予以申请法院执行， 而司法机关对刘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难以认定，最终作撤案处理。三是未按借款用途使用贷款，是否还要考虑资能抵债或资不抵债的情形？如王某将原申请用于装修公司房屋的贷款130余万元用作其他投资，其后银行向法院起诉， 申请对王某房产等用作偿还贷款，司法机关因难以查清王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也作撤案处理。四是是否具有履行能力，能否直接影响定罪？五是如何界定“拒不偿还”和“无法偿还”？事实上，对上述问题，司法适用时有难度。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讨论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吸收了以往的司法经验，列举了6 个方面的行为表现用来认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行为即可构成[9]。
3、有真实担保的贷款行为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罪？
司法实践中，常遇到一些有真实担保的借贷活动，因借款人无法偿还或者资不抵债，从而发生纠纷。如张某向某银行贷款200万元，而提供了某公司的250万元的贷款担保合同。事实上，张某当时已资不抵债，亏损达600余万元。 司法机关认为，此案因有真实担保而在处理上有难度。我国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了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形作为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而对有真实有效的担保的贷款行为，法律没有规定可以构成犯罪。对此，可以理解为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畴，即使发生纠纷，也属借贷纠纷，由民法来调整。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一是担保人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表示所作的担保行为，是否不受借款人即债务人要求担保人提供担保时有否隐瞒事实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影响？二是担保法第30条规定的担保人免责条款没有包括借款人单方采取欺诈等方式骗取担保的情形，如果此种情形发生，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如何确定？三是担保人受骗而提供担保，致使贷款行为得逞，借款人之行为侵害了哪种客体？能否定罪？定何罪？司法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当前贷款担保，其法定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3 种[10]。其中，虚假保证的主要形式有互相保证或连环保证、空头保证、名义担保及重复担保等。虚设抵押权或质权的形式主要有：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用债务人或第三人无处分权的财产抵押或设质，使抵押权或质权形同虚设；以范围不明的财产设定抵押或质押等[11]。这是就虚假担保或重复担保而言的。我们认为，在善意取得担保且担保真实有效的情况下，行为人取行贷款不存在贷款诈骗问题。如果借款人与担保人恶意串通，在担保人资不抵债或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的情况下仍提供担保，使借款人骗取贷款的目的得逞的，则构成贷款诈骗共犯。如果担保人被骗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的贷款被骗，假如金融机构放贷时没有瑕疵，担保人则要按照民事法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即行为人不能因侵害结果的转嫁而逃脱贷款诈骗罪的罪责。因为行为人上述行为侵害的客体仍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以及金融机构的信贷信用。
4、结果加重犯的处罚问题。
根据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的规定，对贷款诈骗罪规定了3个量刑档次：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2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较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可以1万元以上为标准。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 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巨大，一般以5万元以上为标准。 所谓其他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挥霍贷款，或者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等。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特别巨大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里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特别巨大，一般以20万元以上为标准。所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的；携带贷款逃跑的；使用贷款进行犯罪活动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后者属结果加重犯，司法实际部门在适用法律时应准确把握。
5、 单位的“贷款诈骗”行为，该如何处理？
在现实生活中、在司法实践中，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欺骗的手段（包括新刑法第193条规定的法定的几种欺诈类型）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时有发生。据报道，我国南方某省发生的45起贷款诈骗案件中有13起属于单位贷款诈骗[12]。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由于有单位作掩护，欺骗手段不容易被识破，诈骗成功率很高；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犯罪数额比自然人实施的要大得多，给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更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由于新刑法没有单位贷款诈骗罪的规定，使得单位贷款犯罪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助长了单位犯罪的有恃无恐。
那么，对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如何处理呢？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不是法定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单位实施的诈骗贷款的行为，应定以他罪，而不能课以“贷款诈骗罪”。其理由是，刑法第30条明确规定，单位承担刑事责任以法律规定某种犯罪是单位犯罪为前提。而新刑法第193条所规定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而不是单位，因此，如果单位实施了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则对该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13]。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尽管刑法没有规定单位要对其实施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尽管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为单位利益实施的该种犯罪行为从理论上讲主体是单位，但只要该行为客观上符合构成要件，依法对单位不能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法益侵害说，即指出不能以刑法规定的某种犯罪的主体是自然人而实际上的行为主体是单位为由，来否认行为人的责任。即是说，从法益侵害上看，对于金融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无论行为主体是单位还是个人，作为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个人都不能逃避他应当承担的责任[14]。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追求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以单位构成犯罪作为前提的，如果单位不构成犯罪，则单位行为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就不构成犯罪。他们的根据是罪刑法定主义，主张尊重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15]。
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进行“贷款诈骗”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单位诈骗如何处理作了具体的规定，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五万以上十万以下的，应依照《刑法》（指1979年刑法典-笔者注）第151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二十万元至三十万员以上的，依照《刑法》（同上注）第1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处理方法其实是和上面的第二种观点是一致的。
前述的几种理论观点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究竟哪一种合理，是否合理呢？我们再来作一下分析。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有贷款诈骗行为的，构成“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法条竞合，事实上这种论点是否可以成立呢？笔者认为，持此种观点者并没有搞清两罪的根本区别，它们最大的不同在于贷款诈骗罪的对象只限于金融机构的贷款，不包括其他的资金，而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范围要大得多，为合同的标的。按照第一种观点，那么对自然人进行“贷款诈骗”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了，又何需再设一个“贷款诈骗罪”呢？这种观点明显是不合理的，也没有考虑到新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单列一节的立法意图。第二种观点中，单位实施了贷款诈骗行为，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仅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势必罚不当罪，放纵了主要的犯罪行为人，由自然人承担了一部分应当由单位承担的责任，不具有实质合理性，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第三种观点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认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是这样就放纵了犯罪，势必成为单位骗贷行为泛滥、金融秩序被严重扰乱的驱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刑法第193条没有规定单位可以作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属于立法上的疏漏，应尽快从立法上加以完善，以解决无法可依或者罚不当罪的尴尬。
四、立法完善贷款诈骗罪的建议
从法条规定看，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排斥单位，也即任何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巨额贷款，均不能构成此罪。从贷款业务上讲，申请贷款的大多是公司、企业等单位，一旦发生贷款诈骗之不测，法律便显得无能，无法对比作出应有的处罚，一些不法分子也就有可能钻这个空子，而规避法律，逃避打击。同时，贷款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与其他金融诈骗罪如集资诈骗罪等相比较，显然有刑罚不协调的问题。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有的可能比集资诈骗罪还要大，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讲，贷款诈骗罪并不亚于集资诈骗，而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7年刑法没有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实乃一大遗憾。再者，从立法上讲，该条规定构成犯罪必须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却没有考虑司法适用时的实际操作困难等情况，以致于造成认定处理上的偏差。此外，对合法取得贷款而投资经营一段时间后，因发生亏损感到无力偿还而抽回剩余资金潜逃，对此，如作犯罪处理，尚难以有法律依据。就当前的司法实践而言，如果将非法占有贷款和非法使用贷款这两种行为分别规定为贷款诈骗罪和骗用贷款罪，并规定相应的法定刑。骗用贷款罪因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可作轻罪处理，这样才能严密法网，有效地遏制和防范贷款诈骗犯罪的滋生蔓延。总之，司法机关要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为立法机关提供实践素材，促使其对贷款诈骗罪作出适当的调整，以弥补刑法之不足。
参考文献：
1、参见王作富主编：《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增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2、参见王作富主编：《中国刑法的修改与补充》，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上海市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上海市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1997年10月21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1997年11月3日公布 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本市水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水路运输经营者、旅客、货主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水路运输事业的发展，规范水路运输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营业性国内国际的水路货物运输、水路旅客运输（含旅游运输）和水路运输服务（以下统称水路运输）以及相关的管理活动。
第三条 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办公室（以下称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水路运输的管理，组织实施本条例；浦东新区、嘉定区、闵行区、宝山区、金山区和各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路运输的管理。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上海市航务管理处（以下简称市航务处）负责本市水路运输的具体管理；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航务管理署（所）［以下简称区（县）航管署（所）］在市航务处的业务指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路运输的具体管理。
本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海上安全监督、船舶检验、海关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实施本条例。
第四条 水路运输的管理应当遵循保护合法经营、维护公平竞争、坚持协调发展的原则，促进水路运输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安全、准点、快捷、经济、方便的服务。
第五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编制本市水路运输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六条 水路运输经营者依法组织的行业协会，按照法律、法规建立行业自律机制；为经营者提供政策、信息咨询服务，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接受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对水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进行指导；向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章 基本规定
第七条 本市营业性水路运输实行许可制度。
从事营业性水路运输活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水路运输规定，取得合法的水路运输经营资格，并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经营。
第八条 设立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船舶，并持有船舶检验部门签发的有效船舶证书；
（二）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
（三）主要船员持有有效的适任证书；
（四）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设施，其中经营旅客运输的，还须落实客船沿线停靠站点；
（五）有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注册资金。
开设水路货物运输或者旅客运输个体工商户，应当具备前款（一）、（三）、（四）、（五）项的条件。
国家规定必须办理第三者责任保险、旅客意外伤害保险和船舶保险的，还须提供保险证明。
第九条 设立水路运输服务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
（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营业设施；
（三）有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注册资金。
开设水路运输服务个体工商户的条件，按照国家规定办理。
第十条 设立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必须先申请筹建，经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筹建和购造船舶。筹建完毕后，应当办理开业申请。
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国内水路运输，应当向市航务处或者所在地的区（县）航管署（所）提出；申请从事国际水路运输，应当向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受理机关应当按照审批权限报送相关机关审批。本市审批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书面审批决定。决定批准的，按其经营范围分别发给水路运输许可证、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或者相关批准文件。
外商投资设立水路运输企业，应当经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取得水路运输许可证和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凭证或者凭批准文件向工商、税务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经核准领取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件后方可经营。
第十三条 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的本市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申请核准的船舶向市航务处领取船舶营业运输证和相关的业务单据。
船舶营业运输证应当随船携带。
第十四条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合并、分立或者变更经营范围，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换领有关许可证件，并到工商、税务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变更企业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在办理相应工商、税务变更登记的同时，应当到原审批机关更换有关许可证件。
第十五条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停业、歇业，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审批机关申报。在办理相关手续的同时，应当交回许可证和有关业务单据。
第十六条 本市非营业性水路运输单位临时从事市内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应当向市航务处提出申请，经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临时从事跨市的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的，按照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办理。
临时从事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七条 外省市水路运输经营者从事市内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应当向市航务处提出申请，经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从事市内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的外省市经营者，以及临时从事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水路运输管理费。
第十九条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和石油、煤炭、冶金、商业、供销、外贸、林业、电力、化工、水产、环卫等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准确地向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水路运输统计表。
第二十条 本市从事水路运输经营的主要从业人员，应当接受有关水路运输法律、法规和业务技术知识的培训、考核，持证上岗。
第二十一条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接受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航务处对其经营资格的年度审验，经审验合格，方可继续经营。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航务处应当在收到水路运输经营者填报的年度审验表后三十日内作出书面审验决定。
第二十二条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新增运力，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禁止购置超龄、报废船舶作为新增和更新运力。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报废、出售或者改装船舶，应当向市航务处或者区（县）航管署（所）提供船舶登记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并办理有关船舶营运证件的注销或者变更手续。
本市水路运输经营者运力增减，按照国家规定在上海航运交易所进行交易的，在办理船舶营运证件的申领或者注销时，还需向市航务处或者区（县）航管署（所）提供上海航运交易所的船舶买卖证明。
第二十三条 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加强设备保养，改善运行管理，维护船舶航行、停泊水域的环境卫生，不得违反规定排放、倾倒废弃物、污染物。
第二十四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市航务处、区（县）航管署（所）应当加强对水路运输活动的监督、检查。交通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佩带统一标志，穿着识别服装，并出示统一的行政执法证件。
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自觉接受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的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借、转让、倒卖、涂改和伪造本条例规定的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统一发票和有关业务单据。
第三章 货物运输
第二十六条 抢险、救灾以及国家、市人民政府指令性的水路货物运输，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航务处组织实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水路货物运输实行部门、地区垄断。
第二十七条 以本市为起点的水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与托运人签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其中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应当参照使用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推荐的合同示范文本。
经营者和托运人在上海航运交易所从事水路货物运输交易，应当遵守国家对航运交易所规定的交易规则。
第二十八条 水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运输危险货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执行。
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必须按照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办理，不得谎报品名、隐瞒货物性质或者在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货物。
国家规定必须凭证运输的货物，水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要求托运人提供有关证明。
第二十九条 在本市从事海上集装箱运输的国际水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可以在本市从事海上集装箱国际转运业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海上安全监督和海关等有关管理和监督部门应当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本着快捷、便利、安全、畅通的原则，方便国际转运。
海上集装箱国际转运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运价，根据国家规定由国家定价的，执行国家定价；本市定价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方案，经市物价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执行；自行定价的，由经营者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自行定价。
国际水路货物运输的运价，由从事国际水路货物运输的经营者自行定价，并执行国家有关运价报送备案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从事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经营者在本市起运货物，应当使用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格式的水路货物运输运单。
从事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本市经营者和其他从事市内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的经营者，应当使用本市水路货物运输统一发票。
本市水路货物运输统一发票，由市税务行政管理部门监制，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发放和管理；其他水路货物运输单据，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航务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统一印制、发放和管理。
第三十二条 国际水路货物运输提单格式实行报送备案制度。
在本市签发国际水路货物运输提单的承运人，应当将其提单的格式样本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备案的提单格式样本供社会公开查阅。
国际水路货物运输提单格式的报送备案实施办法，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四章 旅客运输
第三十三条 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为旅客提供文明、规范的服务，按照船票载明的船名、航次、日期和席位运送旅客，保证旅客安全到达目的地。
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不得对船票价格内已包含的服务项目另行收费或者向旅客强制提供收费服务。
第三十四条 从事国内水路旅客运输的经营者应当按照核定的航线、班次和停靠站点提供服务，不得擅自取消航线或者增减班次和停靠站点。需要取消或者增减的，应当在发生变更前三十日向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经批准后予以公告。
因不可抗力等因素需要临时取消班次的，应当事先公告，并办理乘客全额退票或者换票。
第三十五条 船舶的客运设施应当保证技术、卫生状况良好，安全设备齐全，符合国家规定的船舶乘客定额与舱室设备规范。
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自有的客运站应当根据旅客发送量的规模，设立相应的候船、售票、服务等基本设施和必要的安全设施。自有客运站的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渡口必须有与客流量、车流量相适应的候渡室、场地、进出通道、引桥及渡船停靠设施。
第三十六条 本市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维护客运站、渡口的秩序，保障客运、渡运的安全。
第三十七条 本市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旅客携带物品实行危险品检查。
任何人不得违反规定携带危险品和其他禁止携带的物品进站、乘船、办理托运。
旅客进站、乘船拒绝接受危险品检查的，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可以不予承运；已携带进站、乘船的危险品，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监管或者处理。
第三十八条 国内水路旅客运输运价，按照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
国际水路旅客运输的运价，由国际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自行定价。
第三十九条 国内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规定基本格式的客运票证。
第五章 运输服务
第四十条 水路运输服务分为船舶代理和货物、旅客运输代理。
从事船舶代理的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可以接受承运人的委托，在协议的范围内，为承运人承揽货源或者客源，并以承运人的名义办理水路货物运输、旅客运输手续和提供相关服务。
从事货物、旅客运输代理的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可以接受托运人、收货人或者旅客的委托，为其联系船舶、确定舱位，并以托运人、收货人或者旅客的名义，办理船舶的运输、货物装卸手续和提供相关服务。
第四十一条 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应当与委托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订立委托合同，按照约定的代理事项，为委托方提供合法、安全、诚实信用的服务。
第四十二条 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在从事代理业务时，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承运人或者托运人、收货人签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或者向旅客出售客票。
第四十三条 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以本企业名义为他人托运或者承运货物，收取运费差价；
（二）强行代办业务；
（三）为无水路运输经营资格或者超越经营范围的经营者提供水路运输服务；
（四）垄断、倒卖货源，或者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哄抬、竞相压低运价。
第四十四条 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必须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代理服务费。从事国内水路运输服务的本市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者必须使用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水路运输服务统一发票。
水路运输服务统一发票的管理和使用，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市、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航务处、区（县）航管署（所），根据各自职责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持无效许可证件或者无证从事营业性水路运输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收入，并处以违法收入一倍至三倍，但最高不超过十万元的罚款；超越经营范围从事营业性水路运输活动的，处以警告或者三千元至三万
元的罚款；
（二）违反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不按照规定办理换领许可证件、参加年审或者在接受执法部门检查时提供虚假资料的，处以警告或者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五条规定，擅自停业或者歇业的，处以警告或者五百元至二千元的罚款；
（四）违反第二十五条规定，出借、转让、倒卖、涂改和伪造经营许可证件、水路运输统一票证、单据的，收缴其全部证件和票证、单据，没收违法收入，并处以违法收入一倍至五倍，但最高不超过十万元的罚款；
（五）违反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不按照规定从事危险货物水路运输的，处以警告，可以并处二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
（六）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一、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不使用本市水路运输统一发票和单据的，责令改正，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七）违反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按规定报备提单的，处以警告或者二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八）违反第三十四条规定，擅自取消航线、增减班次和停靠站点的，责令改正，处以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九）违反第三十六条规定，不维护客运站、渡口秩序的，责令改正，处以警告或者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十）违反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不实行危险品检查的，处以警告，可以并处五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十一）违反第三十九条规定，不使用规定格式客票的，责令改正，处以警告或者五百元至二千元的罚款；
（十二）违反第四十三条规定，以本企业名义为他人托运、承运货物，收取运费差价的，处以警告，并处以违法差价收入一倍至三倍，但最高不超过五万元的罚款；强行代办业务的，处以警告，并处以一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为非法经营者提供服务的，处以警告或者一千元至一万元的
罚款。
有前款第（一）、（四）、（五）、（六）、（十一）、（十二）项所列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其中第（一）、（四）项和前款第（二）项所列行为的，还可以吊销经营许可证件。
违反本条例规定，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对同一违法行为已经作了处罚的，不再重复罚款处罚。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拒绝、阻碍交通行政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交通行政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市、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航务处、区（县）航管署（所）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款和没收财物时，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收据。
罚没款全部上缴国库。
第五十条 当事人对市、区（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市航务处、区（县）航管署（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营业性水路运输，是指为社会服务，发生各种方式运费结算的水路运输。
（二）非营业性水路运输，是指为本单位服务并对外不发生各种方式运费结算的水路运输。
（三）国际水路货物运输提单，是指用以证明国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从事国际水路货物运输的经营者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据以保证交付货物的单证。
（四）海上集装箱国际转运，是指国际集装箱货物，由境外装船起运，经本市口岸换装国际航线船舶后，继续运往第三国或者地区指运口岸的集装箱转运业务。
（五）渡口，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江河、湖泊两岸专供渡运乘客、车辆的码头以及候渡设施。
第五十二条 从事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台湾地区之间的水路运输活动，参照本条例国际水路运输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三条 国际水路货物运输代理的管理，按照国家和本市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1997年11月3日
